刘文杰:戊戌变法与刘光第
文章来源:四川刘氏宗亲联谊会    发布日期:2017-07-04    阅读次数:395次

刘光第及其家国情怀

刘文杰

刘光第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要了解刘光第对中国历史的贡献,首先要了解什么是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及其历史意义

戊戌变法又名百日维新、戊戌维新、维新变法,是清朝光绪二十四年间(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的短暂政治改革运动。100多年前,大清帝国早已病入膏肓,国力衰弱不堪,而西方列强乘着清朝国力衰弱,像一群野兽闯入中国国门,把中国拉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1895年甲午战败后日本割占台湾等地;1897年末,德国乘曹州教案侵占胶州湾,俄国进占旅顺大连法国进占广州湾(今广东湛江),英国进占山东威海,并要求拓展九龙新界。在这民族存亡的重要关头,一群开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振臂而起,他们以光绪皇帝为依靠,发动了戊戌变法运动。戊戌变法倡导国家向西方学习,实行政治改良,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在经历了百日维新以后,这场自上而下的改良运动遭到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抵制与反对。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政变后,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分别逃往国外,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刑场,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开办新学外),全部都被废止。历时103天的变法维新以戊戌政变宣告失败。

无论今天学术界对戊戌变法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不可否认的是,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首先它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是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初步尝试,维新派试图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在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第二,它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维新派希望变法图强,救亡图存,希望通过改革,使中国走向独立、民主和富强,从而摆脱西方列强的侵略,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第三,戊戌变法也是近代中国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为近代思想起了思想启蒙运动的蓬勃兴起开辟了道路,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维新运动留下的许多遗产,诸如解放思想、变革观念、建立社团、兴办学堂、创办报刊、提倡女学、改易风俗等,成为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

戊戌变法中的刘光第

戊戌变法运动中,刘光第是光绪皇帝重用的人物。

刘光第(1859—1898)字裴村,四川富顺人。幼年时,父死家贫,母亲王氏送子读书,督学极严。刘光第发愤读书,往往三更回家,鸡鸣即起。1880年,时年21岁的刘光第参加县考,成为童子试第一名,得到县官陈锡囹的赏识和帮助。后游学于成都锦江书院,23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授刑部广西司主事,从此步入仕途。

刘光第在刑部工作了十余年,为官清廉,办事一丝不苟。当时刑部受贿成风,刘光第却从不接受贿赂。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上书《甲午条陈》,建议变法求强,刑部堂官阅后十分害怕,不敢代递上去。1898年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变法维新运动逐渐走向高潮,康有为发起 “保国会”,以救亡图存为宗旨的,刘光第偕同友人杨锐等欣然参加。百日新政期间,光绪帝下诏变法,湖南巡抚陈宝箴认为刘光第“器识宏远,廉正有为”,向光绪帝保荐。接受光绪皇帝召见时,刘光第力陈“国势艰危,与中外积弊,非力矫冗滥,无以图治”的变法主张,得到光绪帝赏识,并授予刘光第四品卿衔,军机章京行走,与谭嗣同、杨锐、林旭合称“军机四卿”,总揽朝廷纳谏大权。

从这以后。刘光第与谭嗣同等人成为百日维新的关键人物,二人每天批阅要求变法的奏文,拟出处理意见呈光绪帝定夺。此时维新派和守旧派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湖南守旧派曾廉向朝廷上奏疏,以叛逆罪请求诛杀康有为、梁启超。光绪帝将这份奏疏交给谭嗣同处理。谭嗣同予以批驳,表示愿以身相保。刘光第当即也挺身而出,在谭嗣同的驳语后写上“臣光第亦请先坐罪”。梁启超后来谈及此事时,赞叹二人以死相救的壮举:“呜呼,真古之人哉!古之人哉!”

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软禁光绪帝,刘光第等在军机处处理奏章的改革人士被捕人狱。刘光第被捕时神态自若。第二天,在京做官的川人联名“具疏”,要求释放刘光第、杨锐等人。9月28日,慈禧未加审讯就下即行处斩之命。刘光第强烈抗议说:“未讯而诛,何哉?”

押赴刑场途中,刘光第叹息说:“吾属死,正气尽!”

菜市口临刑时,他又一次提出质问:“祖制虽强盗临刑呼冤,当复讯。吾辈纵不足惜,如国体何?如祖制何?”监斩者无言以对。

刘光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表现出异常顽强坚定的精神。刽子手强按他跪下,他却崛立不从,“神气冲夷,谵定如平日”。受斩刑后,头颅被砍下,刘光第身躯仍然“挺立不化”,围观者的群众莫不为之惊心动魄,有的甚至拿出香蜡纸烛为他招魂。

刘光第就义后,家乡人把他的灵柩寄放在莲花庵内,人们纷纷前来吊唁,纷纷捐款赠物。

戊戌政变时被捕遇害时,年仅39岁。遗著有《衷圣斋文集》、《介文堂诗集》等。

如今,学术界有人认为刘光第经常依违于维新与守旧之间,处理政事尽量“无新旧畛域”,使“维新守旧,咸得其宜”。但笔者认为从当时守旧势力如果强大的局势来看,刘光第的这种做法似乎并不无妥,变法失败的结局证明了当时采用过于激进的方式只可能招致失败,并不能真正达到改革的目标。近代以来的中国恰如一条在惊涛骇浪中行驶的巨轮,航向转得太急,必将倾覆,许多重大的改革只能采用“积跬步以致千里”的方式。笔者在《政府改革——中国行政改革模式与经验》一书曾经表述过这样的认识:“改革就像在大海中颠簸航行的巨轮,风高浪急容易翻船,方向转舵太急容易翻船,船身破了容易翻船,船员出现不适也会影响航行。”唯有“积极稳妥、循序渐进”才是所有重大改革取得成功的正确方式。回首百余年前那场政治改革运动,我们应当以全新的视野来评判刘光第等历史名人的举动。

刘光第祖籍来自福建武平湘湖

学术界对刘光第的研究,往往集中于他在戊戌变法中的作为,而疏于其刘氏家族的来源。

近日看到一篇署名为“客家文化”的文章《刘光第武平省亲祭祖所撰诗联释考》,明确指出刘光第“祖地湘湖”,即其祖籍为福建省武平县湘坑湖村(今属湘店乡,简称“湘湖”)。 武平县位于今龙岩市西南部,闽、粤、赣三省交界处,武夷山脉的最南端,历史上为客家刘氏的聚集地。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年)旧历四月,刘光第曾接到武平族亲的邀请,旧历八月从天津乘船南下,溯汀江回到湘坑湖。刘光第在祖籍逗留了大约有三个多月时间,第二年春天才离开老家湘湖,经香港、广州而北上,顺长江而抵达上海,于旧历六月初六日回到北京。刘光第在湘湖逗留期间写下了《湘坑湖记》、《庆芳翁寿序》、《〈赖义士传〉书后》等若干文字,还为祖祠撰写了大量颂联,为若干宗亲题写了不少勉词,不少真迹在当地保存至今,并收录于新编《武平刘氏族谱?附录》中。
    刘光第为何在福建湘湖老家呆了这么长的时间?从他所写的《湘坑湖记》一文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极为重视传统宗族文化的人,这是他决定回到老家寻根访祖的重要原因。

《湘坑湖记》说:

“光第,伯盛公十七世孙也,入蜀之世盖六。少时,每闻族老相传说‘湘湖’名字,辄欣然想见之,愿果一往为幸矣。然自吾祖吾父思欲一归省祠墓者数矣而不得。光第则可得耶?且闽蜀天悬,迁徙隔绝之日久,生长于蜀者,综各房殆数千人,无得一归者。而光第则光绪乙未脱然由京师航北海以达南海,而竟安归乎湘湖也!”

这段文字表明了这么几个意思:

其一,刘光第是伯盛公第十七代孙,从入川后算起已经繁衍了六代人了。从1896年上溯120—150年计算,其祖入川时间当在清朝前期。据2006年版新编《武平刘氏族谱》记载了刘光第的家族来源(见《刘光第武平省亲祭祖所撰诗联考释》释》):元朝末年时,湘湖刘氏的祖先名叫刘二郎(字二夫),从今福建长汀濯田镇刘屋坑迁到湘湖开基繁衍;传到第五代刘德川,其子刘隆中进士。刘光第为刘二夫第二十三世孙,刘隆第十七世孙。而入川祖名叫刘用琳,于清康熙年间入蜀。此迁徙路线大至为:元末从长汀迁往武平湘湖,康熙年间由武平迁往四川富顺。

其二,刘光第的先祖伯盛公,即刘隆,生前中过进士做过官,为官爱民有德,敢于直谏,其生平载入《武平县志?人物》(1993年版)。根据资料:刘隆字守庸,号伯盛,其父刘德川,母谢氏。刘隆于明洪武十年(1377年)生于武平县湘坑湖,26岁时中了举人;1404年赴京应试,登甲申科曾棨榜进士,被任命为江西南昌府推官,不久调任广西太平府;后来晋升为河南道监察御史、钦差巡按浙江监察御史,专事考核吏治。刘隆巡按浙江时,曾为百姓“毅然犯颜直谏”,明成祖因此收回成命,避免了一场对无辜百姓的残酷杀戳,事后,青田百姓立碑镌石歌颂刘隆为民请命的政绩。刘隆先后被提升为山西按察司佥事,加升为大理寺卿。晚年返乡,捐俸设置义仓,优恤族人,颇有盛德。刘隆与裔孙刘光第,先后相距400余年,都中过举人、进士,入仕以后都保持了刚直不阿的性格,一个敢于直谏,向皇帝上书为民请命;一个刚直不阿,为国家昌盛而甘洒热血写春秋!二人先后均成为留芳千古的名人,令人叹为观止!

其三,反映出刘光第有着强烈的“敬祖绍宗”的家国情怀。刘光第从小就萌发了回老家寻根的愿望。他年少时每当听族老传说湘湖这个名字时,“辄欣然想见之”。然而当时祖辈们都曾想回去“省祠墓”而没有实现。由于福建四川相距甚远,后代生长于四川的各房族人已多达数千人,没有一人能够如愿回到湘湖老家,“而光第则光绪乙未脱然由京师航北海以达南海,而竟安归乎湘湖也!”字里行间,洋溢着刘光第返乡寻根的欣喜心境。在武平保存的刘光第所撰一首对联:“十八世祖孙同年乡会,数千里闽蜀一脉源流。”就是这种宗亲文化情结的写照。

宗亲文化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维系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因素。我们每个人都是宗亲的一分子,每个人来到这个世间都接受着宗亲文化的熏陶。刘光第强烈的“家国情怀”,正是宗亲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发扬光大宗亲文化中的这种积极因素,凝聚社会正能量,是各地宗亲组织的重要责任。有家就有国,千千万万个家庭和家族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有国才有家,只有爱自己的祖国,建设好自己的国家,才会保证每一个家庭的昌盛发展。

(说明:本文因时间仓促,未能深入研究,仅在资料整理的基础上抛砖引玉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