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欲盖弥彰的刘文彩通共史
文章来源:四川刘氏宗亲联谊会    发布日期:2017-07-04    阅读次数:411次
欲盖弥彰的刘文彩通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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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读书楼 于 2016/2/18 13:14:39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欲盖弥彰的刘文彩通共史  

    2016-02-18 刘小飞 风满楼

    

    刘文彩

    1940年代初“公益协进社”扩大后,刘文彩全面配合刘文辉,对国民党蒋政权的所有政策措施采取不合作、唱对台戏的架势,令当年的大邑县政府很感头痛(具有讽刺的是,这在后来竟然成了刘文彩是“大恶霸”的依据)。

    刘文彩从1942年刘文辉与他庄园密谈之后,就开始有意保护地方共产党,把安仁镇一带搞成了共产党的“避风港”。正因为如此,才出现这样的情况:“川康特委认为在大邑一带搞武装斗争比较合适,把原来领导仁寿暴动的同志转移到大邑唐场,加强领导。”(李维嘉《解放战争时期的川西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

    当年大邑许多中共党员和民盟成员与刘文彩都是知交和朋友,往来密切。如民盟的王安懋、共产党的吴德让(文彩中学第二任校长)、刘家言、胡春浦(刘、胡二人是当地地下党的领导人)、肖汝霖、周鼎文、王汉卿(肖、周、王三人是当地地下党的成员)等等。其中肖汝霖和周鼎文还是刘文彩的“拜弟”(结拜兄弟),可见当时关系之密切。

    1946年6月,国共内战开始后,中共在蒋管区的活动转入地下,但共产党在刘文彩势力范围的安仁镇却安然无事。

    刘文彩与共产党的关系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因为这是当年的秘密,我是无力考证的。仅以上世纪1990年版的《大邑县志》上所述:“人民解放战争开始后,35年(即1946年。笔者注)冬,刘家言向肖汝霖和周鼎文(2人均在36年11月加入中共)传达中共川康特委关于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以配合解放战争的指示。此后,周鼎文利用陈、刘二派矛盾,从刘文彩那里弄到了机枪4挺、步枪10余支、手枪6支、手榴弹10余箱和一批弹药,在安仁镇乡组织了50余人的武装。”这部《大邑县志》关于地下党与刘文彩的历史是在李维嘉、周鼎文利益集团的人把持下写出来的,其中许多历史是歪曲和编造出来的伪历史。即便如此,从上面的文字也可以看出,是刘文彩拿出武器来帮助地下党组建武装的。在此要说明的是,上面说周鼎文利用“陈、刘二派矛盾”从刘文彩那里弄武器,却从来没有看到李维嘉、周鼎文等人说利用“陈、刘二派矛盾”在陈少夔那里弄到过任何东西,甚至他们的足迹都从来不敢踏入陈少夔的地盘,这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吗?解构这段历史留在后面来解决。

    其实,刘文彩帮助地下党远远不止这一些。《大邑县志》752页上说:“35年(1946年。笔者注)春将大邑青年学会改为青年学会,从唐场迁到安仁镇,以刘文彩的长子刘元龙为名誉会长(是在政治上庇护地下党。笔者注),肖(肖汝霖。笔者注)任理事长掌握实权。刘文彩妄图利用这支力量来与陈派抗衡,故在经济上予学会以支持。但当学会发展到有近千人的组织后,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刘文彩也觉得无法驾驭了,乃停止经费和收回学会的办公用房。”后面再来解构他们的说法,但在这里可以看到,刘文彩对地下党给予了经济上的支持,还给予了办公用房。即使是“刘文彩也觉得无法驾驭了”,也仅仅是“停止经费和收回学会的办公用房”而已。同时可以看到,刘文彩只是帮助、支持和保护地下党,并不想掌控他们。

    中共大邑县委党史研究室编的《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资料续编)160页陈玉堂中有这样一段话:“一天,川康绥靖公署稽查处的特务来找他,从谈话中听出是盘问他为什么支持肖汝霖。他从容地回答:‘这事要先去问刘总办(刘文彩。笔者注)才是,他拿几百石黄谷和一所公馆给肖老二办什么青年学会,又给他几挺机枪和许多长短枪给他拖武装扩充势力。他刘总办说得清楚,我就说不清楚吗?我这里来住的,三教九流的人都有,肖老二的额头上又没有刻得有字,我怎么知道他是什么共产党?’这一席话,说得特务们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只好怏怏而去。”由此可见,当年刘文彩帮助共产党是一件尽人皆知的事情。

    

    听刘文彩当年的亲随刘泽高和我三叔刘元富说,当年刘文彩出资金、出武器、出粮食帮助共产党组建了一支50余人的游击队,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还让他们把司令部设在自己的庄园里。由于刘文彩目标太大,之后就把这些地下党游击队安排到与自己庄园一墙之隔的族侄刘绍武(乡长)家。这些游击队就在刘绍武家学习共产党川康特委的文件,就在刘绍武家操练队伍,这些事情都是刘文彩纵容的。如果没有刘文彩在资金、武器、物资、粮食上的支援,政治上的庇护,中共“川康特委”就根本不敢到这里来落脚,更不可能有这支“中共游击队”。

    我解读一下上面《大邑县志》说的“陈(少夔)刘(文彩)两派的矛盾”,这其实是蒋介石集团与刘文辉集团的矛盾,陈少夔是国民党在大邑县的代理人,是坚决拥蒋反共的。他把刘文彩帮助共产党的这些人和事了解得清清楚楚,他向当年的民国四川省政府打报告说:“刘文彩的安仁镇成了小延安了!” 《大邑县志》说“但当学会发展到有近千人的组织后,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就是指的这件事。《百姓杂志》住成都的记者杨健先生多次告诉我,他在上电大期间到四川省档案馆实习时,看到一份旧档案,是当年民国四川省政府写给南京中央政府的一份报告,上面说:“刘文彩的安仁镇成了小延安了!”

    1994年,我到家乡安仁镇采访,“地主庄园陈列馆”办公室主任周永轩(在上世纪60—70年代专事负责收集刘文彩的“罪行”)对我说:“解放前国民党说刘文彩的安仁镇是小延安,解放后却定为反革命县!”(当时他不知道我是来调查历史的)“小延安”这件事在大邑县民间和官方,老一辈的人都知道,从来就不是什么秘密。

    我三叔刘元富告诉我:1945年开学的“文彩中学”,第二任校长吴德让就是刘文辉介绍来的中共党员。此后,国民党政府借派遣军训教官之机,把特务份子派到“文彩中学”来监视学校的政治动向。学校中有共产党取向的师生有遇到麻烦的,刘文彩都给以庇护。刘泽高老人说:1947年“文彩中学”举行毕业典礼,学校里的中共地下党师生就表演陕北的“秧歌舞”。当时的军训教官周作章(国民党特务)看到就说:“硬是成了小延安了!”当即就要彻查此事。那些师生吓坏了,立马向刘文彩求救。刘文彩把周作章叫到庄园里谈话,软硬兼施迫其就范,这才把“文彩中学”里的中共地下党保护下来。这件事在当地的官方和民间老一辈的人都知道。

    也是在1947年,大邑县王泗乡乡长揭元龄仗着大邑县北派袍哥头子陈少夔(国民党在大邑县的代理人,刘文彩的政治对头)的势力,一直压制中共地下党的活动。中共地下党组织趁当年改选乡、镇长之机,策划发动群众把揭元龄赶下台。为此,物色了倾向中共的士绅杨覆初为乡长候选人,并在王泗乡的14个保中做工作,为杨争取选票。选举结果,杨覆初超过揭元龄一票。但是,监票员事前受了揭元龄的贿赂,就找了一个借口悍然宣布揭元龄蝉联乡长。次日,中共地下党动员群众上街游行,高呼反揭口号,揭元龄下令开枪,当场死伤5人。中共这边的人将此事拟成《快邮代电》四处散发,8月1日又以“新闻社”的署名,将此事在成都《新新新闻》报上发表。8月6日,揭元龄以“晨曦报”的署名,在《新新新闻》报上发表一则题为“共党余孽,暗伏潜兹”的消息,揭露这是共产党暴动事件。这是要命的!这一下共产党着急了,他们立马派人来找刘文彩,争取他的支持。对这些事刘文彩当然是不会坐视不管的,他迅速进行布置。8月8日,在县参议会上,陈少夔根据揭元龄提供的情况,为揭元龄辩护。刘文彩的亲信,上安乡的李鹏举当场出来向陈少夔发起进攻,说陈少夔是血口喷人。由于刘文彩在本县的声望,经过“辩论”,县参议会认为王泗乡“并无共党暴动,确系竞选乡长发生纠纷”。这也是刘文彩的兄长,县参议长刘文渊受刘文彩之托,发挥作用的结果。8月9日,县参议会和大邑县政府联合去函《新新新闻》报,要该报更正大邑县“王泗乡共产党暴动”一则消息。此事就这样蒙混过去了。接着揭元龄下台,杨覆初上台。从此中共地下党在王泗乡的活动就展开了。当时在整个四川省,只有在刘文彩的地盘上才会有这一类共产党相当公开的活动,而这以外的地区是绝不会有的。

    1948年3月,陈少夔病故,大邑县北派袍哥组织鹤山总社在副总社长胡某主持下,集体加入“公益协进社”。从此,刘文彩基本掌握了全县的地方势力(大邑县县城和县政府还是国民党掌控的),实现了刘文辉的期望。

    1947年,刘文彩60岁,身体状况已经每况愈下。这年过生日,兄长刘文渊授意儿子刘元琥、刘元璪、女儿刘元慎,给刘文彩送了一幅寿联:

    万事劳形,纳诸恬静;三多祝嘏,养以太和。

    就是要刘文彩放下诸多事务,不要再劳心费力去奔波。

    刘文彩早年患有肺病,病情的加剧始于1948年2月。那天他从街上回来,一路上腹部隐隐作痛。刚回家眼前就一阵发黑,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从此刘文彩就病倒了,常常吐血不止。刘文彩不信西医,只请中医来家里把脉开方。病情越拖越重。

    

    作者刘小飞(左),右为当年刘家长工

    说刘文彩是肺病,其实这是一个笼统的说法,甚至本人也误认为是肺结核,今年(2015年)依据自家人对医学知识的掌握,经多方面分析,以刘文彩病情的状况来看应当是肺癌(家族近亲中很多人都是肺癌)。这个病即使在今天,医学上也是束手无策。刘泽高说:开始,刘文彩还去请过好友王汉卿(地下党的人)来看过病。1948年11月前后,在众多亲人的劝说下,刘文彩被迫放下反蒋、反国民党的大业和家乡的诸多事务去到成都治病。阴历年底又回到安仁镇。因为要过年了,刘文彩有许多重要的往来应酬(主要是与那些反蒋盟友们会晤),还要与亲朋故旧作一个告别(刘文彩是很重情义的人)。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即1949年年初,刘文彩从成都治病回到安仁不久,发生了一件事。距离刘文彩庄园有两公里的园兴场有一位中共地下党人王汉卿(园兴场的乡长,与刘文彩关系很好),当时他身份暴露了,国民党保安团来捉拿他,把园兴场包围了。王汉卿在危急时刻,立即派人到刘文彩庄园求救。那时是晚上9点过,来人找到帐房薛大管家,当时我三叔刘元富在场,他目睹了全过程。来人向薛大管家讲明情况后,薛大管家立即就进去通报刘文彩,刘文彩带病出来见客人。来人讲我是“王大爷”派来的,他现在被保安团包围在园兴场,请刘总办(刘文彩)去救他。事情紧急,刘文彩就让薛大管家给刘文辉部队驻名山县的副师长毛国懋写信,信的内容是:今派某人来会你,事情在信上不便明言,由来人当面告之。刘文彩拿了一张本人的名片给来人,上面还盖上自己的印章,让沿途军警给予方便放行。那人连夜赶到名山县见到毛国懋,当面讲清了情况经过。刘文彩是刘文辉集团的二号人物,有了刘文彩的信,毛国懋立马派了一连的人马随那人到园兴场解救王汉卿,还与包围园兴场的保安团动了武,最终把王汉卿救出带到了刘文辉的防区名山县。毛国懋在他那里给了王汉卿一个职务,还发给双倍工资。不言而喻,毛国懋做的这些事都是因为刘文彩的关系。从此,那帮中共“地下党”在名山县毛国懋那里就有了落脚点。后来在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时,地下党的李维嘉、周鼎文等几十个中共“地下党”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全都躲藏到毛国懋那里,解放军到达时竟然联系不上他们,都是后来才出来摘取胜利果实。在土改运动结束的1952年,毛国懋被打成反动军官,1955年又以“刘文辉的伪军官”的罪名逮捕关押,文革初期夫人被迫上吊自尽,本人被打成重伤瘫痪而死。生前,毛国懋面对铺天盖地妖魔化刘文彩的宣传非常反感,他告诉儿子毛正则不要去信那些宣传,他对儿子毛正则说:“刘文彩是个好人,那些都是乱鸡巴说的!”

    1949年5月,民革地下组织川西地区主要负责人王蕴滋(崇宁县参议长)领导的地下武装4千余人(大多是袍哥武装和争取过来的部分警察),因过早暴露,仓促提前起义,为王陵基的保安部队击溃。王蕴滋和另外几位领导人刘绍成(崇宁县参议员)、伍锡青(崇宁县袍哥组织总社长)、刘本元等带领百余人,欲往雅安依靠刘文辉,但沿途关卡盘查,根本无法通过,他们就昼伏夜行来到安仁镇,要求“公益协进社”支援。这两个组织过去虽然没有任何联系,但政治取向都是反蒋亲共的,自然是一谈即合。当时刘文彩已去成都治病,行前委托亲信李育兹(大地主)代理总社长处理日常事务。李育兹见事关重大,并且一下子来了近千人(王蕴滋带来百余人,随后又陆续到达七八百人),供给问题就不是日常经费能够负担的,于是立马给刘文彩写信请示办法。由于担心刘文彩病重不能烦神,又另给其兄李光普(西康省财政厅长)去信,请他转禀省主席刘文辉,两封信交给刘文彩的亲随、“公益协进社”三牌管事杨茂全火速送到成都。杨茂全先去见刘文彩,刘文彩在病床上看了信后,闭目细听杨茂全详述情况,随即命人给老家的总管杨孟高写信,嘱其全力解决来人所需费用,并命杨茂全立即去成都市西马棚街李光普公馆(杨茂全在2009年5月对刘小飞、笑蜀和另几个资深媒体人说:王蕴滋问刘文彩,他们来这样多人,会不会给他招惹麻烦?刘文彩告诉王蕴滋:他的安仁镇就是给国民党军队烧光抢光都不怪他)。李光普见信后立即带杨茂全坐小车直驶新玉沙街刘文辉公馆,将杨茂全留在副官处,一人去见省主席刘文辉。刘文辉考虑此事不宜动用军队,只能使用地方力量,但刘文彩病重,找谁好呢?想来想去终于想起曾经任24军某师参谋长的张鹤龄。张鹤龄在邛崃县官、绅、袍哥界均有名望,但自己不便出面,就给兄长刘文渊写信,请他给张鹤龄去信,说安仁要送客人到雅安,请张鹤龄与王陵基驻三岔乡的保安部队邱营长打个招呼,再由李光普给驻邛崃的24军谢海凡营长写信,嘱其找一辆卡车,准备送人到雅安。然后李光普给李育兹回信,转告来客,去雅安宜隐蔽,不宜多人,以免被国民党发现(这会过早暴露刘文辉24军的政治立场,对刘文辉将非常被动和危险)。杨茂全回到安仁镇,拿到刘文渊给张鹤龄的信立马又赶赴邛崃交给张。张鹤龄见到刘文渊的委托,不敢怠慢,立即同杨茂全到三岔乡会见邱营长,说安仁镇有客人去邛崃,经过贵军驻地,希望不要误会......。邱某这个营本来就是国民省政府王陵基安在成、雅小道上的一个重要关卡,目的就是防范共产党人从成都、安仁等地逃亡雅安(当时雅安是出了名的共产党人的避风港)。邱某如今见到这些大有身份的人来当面打招呼,知道事情不简单,知道事情大有背景,自己一个小小的营长根本得罪不起。为了自己以后能在当地平安相处下去,于是被迫卖了个人情(他其实很清楚这些人就是当局通缉的),答应放行。这一关打通了,杨茂全陪张鹤龄返回邛崃,找谢营长约定上车日期,然后才回安仁镇复命。

    杨茂全回到安仁,与李育滋、王蕴滋等人商议妥当后,由杨茂全带路,把王蕴滋等20余为首者护送通过了三岔乡的关卡,顺利到达邛崃刘文辉的防区,乘上在那里等候的汽车去了雅安。不久又陆续到达了百余人。这支队伍于同年12月间,在成雅公路上投入了围歼胡宗南部队的战斗。(以上的内容是上世纪80年代落实起义人员政策时,杨茂全请人写的文字交给刘元瑄的,希望转交给当局给他落实政策。)

    我听说为这件事,李维嘉、周鼎文等人多年来到处散布谣言,说刘文彩把王蕴滋队伍的枪支给扣押了,轻轻一句话就改变了整个事件的性质。我们还是看看王蕴滋是怎么说的吧。

    《成都文史资料》(季刊)1988年1期,刊登了王蕴滋的遗稿《民革川康分会(地下)领导成员王蕴滋自传》一文,上面有这样一段文字:“行至大邑安仁镇(刘文辉的家乡),又接上级组织的指示,把全部武器(除我们高级人员和警卫的手枪外)交由刘文辉的五哥刘文彩保管,因得悉国民党特务已加强了对去雅安道路的监视。”(76页第8行)这些文字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刘文彩的政治取向和在王蕴滋起义中所起的作用。也可以看出李维嘉、周鼎文的阴险!

    在王蕴滋这个事件中,杨茂全冒着极大的危险往返不下150公路(几乎都是步行),最后成功完成任务,可谓功不可没。在成都见刘文彩时,刘文彩在病床上一再告诫杨茂全:遇到事情(麻烦)一定要自己扛起来,决不能向国民党泄露真相和后台人物,更不能出卖朋友(2009年5月,杨茂全向我和笑蜀及几位知深媒体人的口述内容)。没想到解放后杨茂全被周鼎文打成狗腿子地主,并被逮捕关押多年,文革期间几乎被外地不明真相的红卫兵打死。杨茂全全家只有两亩地,本人从未介入过刘文彩的田产经营,这个罪名从何说起!


    刘文辉

    刘文彩七、八年来跟着刘文辉走亲共反蒋的道路,协助刘文辉团结地方势力已见成效,成为刘文辉实现1942年周恩来对他指点的“发展地方民主力量”中的一部分,而且是最可靠的一部分,使刘文辉如虎添翼,在与蒋介石集团政治斗争中增加了不小的潜力。关于这一点,刘文辉在1960年前后(妖魔化刘文彩的关键时刻)写的《走向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书中回忆:“我同邓(锡候)、潘(文华)等搞上面这些活动,是直接反王(陵基),间接反蒋,归根结底,还在于争取地方力量,不仅要争取散在乡间成千上万的人枪听我们的呼唤,而且要争取地方的实力分子基本上跟我们走,我们认为,只要有了这个本钱,就可以威胁蒋介石,使之不敢吃我们 ......所以我们长期耽在王陵基暴力控制下的成都进行反蒋斗争,而蒋始终不敢向我们下毒手,我认为原因就在这里。”(第34—35页)

    刘文彩反蒋亲共的事在当年是只能做不能说,越保密越好,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因为要是给国民党坐实了把柄,弄清楚了刘文辉、刘文彩勾结共产党的秘密,那么蒋介石绝对要不顾一切地灭了刘文辉、刘文彩。事实上当年国民四川省政府就给蒋介石报告过刘文辉勾结共产党,刘文彩的安仁镇成了小延安的事情,是蒋介石要确凿的证据,四川省政府拿不出来,蒋介石才没有下手,才采用争取笼络刘文辉的策略。就是刘文彩的亲随刘泽高也说:“刘文彩到底想些啥子我也不知道”,说的就是这件事。刘文彩反蒋亲共是为弟弟刘文辉争取生存空间,是自家的事情,也没有必要到处张扬。

    由于自中共建政初期李维嘉、周鼎文一伙利益集团从一开始就有预谋地杀人灭口、毁灭证据、把历史弄得面目全非,所以现在要把刘文彩当年配合刘文辉作的那些亲共反蒋的秘密事件都调查出来,不是我一人能完成的。上面所举证的事件,虽然是当地老人刘泽高、杨茂全、及我三叔刘元富等人给我提供的,但这些事情在大邑县安仁镇从来就不是什么秘密,官方和民间老一辈的人都知道。